本篇文章是由《中国西藏》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报道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和社会发展，介绍西藏民族、宗教、文化艺术、旅游景点与民族风情。现有汉藏英三个文版及网络版，发行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北京、上海、广州进藏列车、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进藏航班上的赠阅刊物。
[摘要]纵观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甘肃石窟的发现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之间的外国探险家发现科考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前的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发现科考阶段、建国后到文革前的政府文物普查发现保护阶段以及文革以后的科学考古发掘保护阶段。这一过程体现出我国近代考古学的逐步建立，以及将考古学的方法逐步运用于石窟发掘与保护进而建立石窟寺考古学学科的过程。
[关键词]甘肃石窟;西北科学考察团;石窟寺考古学
甘肃作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经过的重要地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佛教石窟寺更为集中地表现了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情况。现存石窟寺除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大型石窟外，在河西、陇中、陇南、陇东等地区还有许多中小型石窟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处现存石窟170余处，其中重要的就有60多处。它们基本沿丝绸之路以及古代重要的交通线路分布，其分布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佛教石窟的传播线路、开凿次第等方面的情况。这些石窟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内容丰富多彩，代表了中国石窟寺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
本文所要论述之“发现”一词，严格定义为石窟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范围之内，是专业人员对石窟所作的一些科学的考察、研究记录。甘肃石窟有很多自开凿以后就一直存在，无所谓被人发现。而本文叙述其发现历程即一百多年之间文物保护人员或者科学考察人员对其从科学角度的所做的记录、论述与研究，让它们完全进入学术界的研究之中。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列表如下：
一、外国探险家发现科考阶段(20世纪初——三十年代)
对石窟寺的调查和研究大约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尤其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了欧美学术界文物藏考古界对中国西北的极大关注。在这之前，欧洲部分国家就组织专业探险队在中亚及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藏经洞出土大量中世纪纸质文书的消息使得他们更加看重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古文明及历史遗迹、遗物。此时的中国，国势日衰，无暇西顾。各国探险者蜂拥而至，除了对一些古代遗址、古墓葬进行掠夺性地考察外，很多探险者都很注重对佛教石窟寺的考察，敦煌是他们主要的考察对象，同时，甘肃其他地区的石窟寺也进入了他们考察的视野范围。在外国探险家纷纷进行考察的同时，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渐渐地开始考察。
从表格中所列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之间，甘肃石窟的发现大都是由外国探险者所进行的。1903年、1909年、1913年，日本大谷光瑞组织的大谷探险队三次到新疆进行佛教遗迹考察，沿途对甘肃部分石窟也进行了考察，对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罗。1906—1908年，伯希和考察了新疆和敦煌石窟。英国的斯坦因曾四次进行中亚考察，在中国新疆和甘肃敦煌莫高窟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搜罗活动，对于石窟寺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察，1907年考察了榆林窟，1914年又考察了马蹄寺石窟，从而这两处石窟进入了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1902—1914年，德国的勒柯克四次到新疆进行考察。1924年和1926年，美国的华尔纳组织的两次福格艺术考察队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地进行了考察，在第一次考察中发现了王母宫石窟，其第二次考察有中国学者陈万里的加入，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了南石窟寺、罗汉洞石窟、丈八寺石窟、东千佛洞等。
这一阶段，这些探险者的工作虽然伴随有对我国文物的野蛮掠夺和破坏，但同时也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对国人重新认识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价值起到了很大的触动和促进作用。
二、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发现科考阶段(20世纪30年代——建国前)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者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学术考察。1931年，贺昌群完成的著作《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专论，此后建筑学家梁思成初次对敦煌壁画中的建筑与内地的古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到40年代，张大千、常书鸿等调查了敦煌石窟，并对洞窟壁画进行了临摹;冯国瑞及其友人首次考察了麦积山石窟;1942年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和1944—1945年的西北考察团，向达、夏鼐、劳幹、石璋如、阎文儒等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对大部分石窟进行编号登录切抄录碑文、题记，进而考证洞窟年代等，记录较为科学;石璋如在1942年对敦煌进行了系统测绘，于1996年出版了《莫高窟形》，这是研究莫高窟洞窟形制的重要参考书;1946年，阎文儒的《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对榆林窟的内容作了较为系统严谨的调查、登录和研究。
总结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前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的国情，因为日本侵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将其作为陪都，全国政治中心向西移动，随之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学术机构西迁，使得众多知识分子齐聚西部，慢慢开始关注西部。他们对祖国的西南河西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查与发现，这期间就有对甘肃石窟进行的考察。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的考察属于个人行为，但所做的工作却是开创性的。中国学者的最初考察，虽然依赖于国外学者而进行，但毕竟是中国学者真正参加和进行的石窟考古。
三、政府文物普查发现保护研究阶段(建国后——文革前)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这段时期，国内情况稳定，为石窟寺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政府开展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和研究工作，对许多小石窟寺进行了调查。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列入的14处石窟和摩崖，就是在文物普查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甘肃各重要石窟寺都设立了文物研究和保护机构，开展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和研究工作。五六十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甘肃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石窟寺，如1951年永靖炳灵寺石窟的首次发现，之后在169窟内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的造像墨书题记和大量西秦造像和壁画;1953年，史岩调查了天梯山石窟，认为这就是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记载的北凉沮渠蒙逊开凿的凉州石窟;同时，史岩对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山石窟也进行了调查;1957年，水帘洞石窟群重新被发现;1959—1960年，发现了庆阳北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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